農業科技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因此，必須依靠農業科學技術推動農業現代化提出農業根本的出路在于科學與教育，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要依靠科技進步的思想，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使之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同時要加強基礎研究，充實科技儲備，組織農業科技項目的攻關，盡快推出一大批重大成果”。后來，他進一步指出：“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必須抓好科技成果的的推廣和應用，我國每年取得大批農業科技成果，但真正能在生產中起作用的還不多，大部分都滯留在實驗室或者試驗田里;發生這樣的情況，一是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還不健全，二是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還比較低，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也有兩個：一是鼓勵和支持農業科技工作者去農村開展技術研究和技術推廣，二是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培養大量的農業人才”。“農村科技工作的重點，要轉到先進適用科技成果的引進、示范、推廣上來，建立健全多種形式的農業技術推廣服務組織，進一步穩定和壯大農村科技隊伍。”

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

關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1991年11月，他在談到如何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時提出，“必須按照大農業的觀點，堅持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要在確保糧食生產持續穩定增長的同時，合理安排農林牧副漁各行業和糧食、經濟作物、飼料與其他作物的結構，提高資源的綜合利用效率。”在談到如何千方百計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時，這是關系農業穩定增長，增強農業后勁的一個重要問題;必須把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放在與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礎產業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確保農業可持續發展，要堅持不懈的開展以改土、治水、植樹造林為重點的農田基本建設，加快水土流失嚴重地區治理的步伐，改善農業生態環境。”

三、農業產業化經營戰略

“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形成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和互相促進的機制，推進農業向商品化、專業化、現代化的轉變”。農村出現的農業產業化經營，不受地區、部門和所有制的限制，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連成一體，形成有機結合、互相促進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機制。這樣做，不動搖家庭經營的基礎，不侵犯農民的財產權益，能夠有效解決千家萬戶的農民進入市場、運用現代科技和擴大經營規模等問題，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和市場化程度，是中國農業逐步走上現代化的現實途徑之一”。他致信全國供銷合作社會議，指出：“引導農民進入市場，把千家萬戶的農民和千變萬化的市場緊密聯系起來，推動農業產業化，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迫切需要，也是廣大農民的強力要求。希望供銷合作社自覺履行這一歷史重任，堅持為農業服務的宗旨，不斷強化服務功能，提高服務水平，真正成為農村綜合性的服務中心，成為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骨干力量。”

四、城鎮化發展戰略

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他高度贊揚鄉鎮企業，認為“我們的鄉鎮企業在世界上是個獨創，是我國農民的一個新的偉大創造。這是解決農村富裕勞動力的正確途徑和根本出路，對于保持農村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他視其為“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村小康的必由之路。”他闡述到，“國外經驗和我國發達地區的實踐都證明，根本解決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問題，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大力推進農業集約化經營和農業綜合開發，大力發展非農產業，加速農業富裕勞動力的就地轉移。要把發展鄉鎮企業作為振興農村經濟的一個戰略重點。”“只有把鄉鎮企業搞起來，才能安排農村富裕勞動力，解決農村的勞動力富裕問題;才能以工補農，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促進農業現代化;也才更好地壯大集體經濟，鞏固農村的基層黨政組織，拓寬農村共同富裕的道路。”

積極發展小城鎮，“發展小城鎮要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建制鎮為基礎，科學規劃，合理布局，規模適度，注重實效。”他還特別強調在小城鎮建設中的市場機制、民間投資、政府引導的作用，把發展小城鎮同發展鄉鎮企業、發展科技型農業結合起來。

淺談中國式現代化論文1500字總結（篇2）

改革開放也給我國信息產業發展創造了機遇，使我們能夠迎頭趕上國際信息產業發展的巨大潮流，由于信息的廣延性和通用性，使信息化發展給各行各業提供了發展新機遇，利用信息產業的發展去武裝我國傳統農業，就可以為我國傳統農業注入新的技術活力，使我國傳統農業得到超常的發展。

一、信息化是傳統農業的倍增器

信息技術是當今發展最快的高技術，但就信息技術本身來講，它只是一種工具，并不能替代其他產業，只有和其他產業結合，才能夠真正成為傳統產業發展的倍增器。信息技術與農業結合也同樣能夠起到倍增作用。

農業信息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農業技術信息化：如精準農業信息;農業環境信息化：如氣候預報、病蟲害測報;農業經營信息化：如農產品交易信息等。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在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基礎上，政府每年撥款15億美元，用于建立農業信息和市場服務網絡。有著糧倉稱號的俄亥俄州的農場主，一個人經營幾千公頃的土地，全靠電腦管理控制生產、銷售的每一個環節，而在我國目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當前，我國農業正處在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變的時期。要在人均0.067公頃的耕地上解決13億人口的吃穿問題，根本出路在于以科學技術和信息及其物化了的設備工具和生產資料來武裝農業，使之在有限的土地上大幅度地提高生產率，所以發展農業信息將給我國農業帶來難得的機遇。我國傳統農業絕大部分尚處于低質低效水平，雖然勞動力成本低，但勞動力人員素質也低，技術水平、管理水平、經營水平也同樣不高。隨著加入WTO的臨近，我國農業生產不得不面臨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要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農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就要推進農業現代化，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提高農業信息化水平，用當今信息技術與傳統農業相結合無疑會極大促進我國傳統農業的現代化水平，使我國傳統農業取得跨越式發展。

二、把農業信息當做產業來發展

推進農業信息化，必須把農業信息當做一項產業來發展。眾所周知，信息產業已經成為世界發展最迅速、科技含量最高、利潤率最高的產業之一。發達國家50%以上產值來源于信息業，信息產業在農業上應用，一方面可以使農業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農業信息本身也可以被當做產業來發展。所以農業信息化建設決不僅限于信息網建設，它還可以帶動農業信息硬件、軟件建設，還可以拉動農業信息服務、農業信息的收集、加工、處理、分析以及農業信息中介、網上農科教育、網上農產品交易、網上結算、定單農業、物流配送等一系列農業生產、流通活動，既可以創造一大批就業機會，又可真正通過信息化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農業整體效益。

在農業信息化實施過程中，農業通過信息化可以獲得倍增效益，信息業可以通過對農業的信息軟硬件服務形成農業信息產業，最終形成農業與信息業雙贏的良好局面。現代農業在農業生產、流通等各個環節都離不開信息服務，農業信息已經涉及到了農業生產、流通的方方面面，加之信息本身的增效作用，使得農業信息服務的各環節都會有效益產生，在這里由于農業信息效益市場價值的體現，起到了促進農業信息向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從而使得將農業信息化被當做產業來發展成為了可能。

三、建立農業信息化指標體系

在談到現代化指標時，往往把信息化程度作為一項衡量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來看待。信息化指數的高低也就反映了該地區、該行業的信息化水平，發展農業信息化產業也就不能不建立農業信息化指標體系，農業信息化指標體系主要由以下幾部分構成：

信息量：包括單位面積內人口的通話次數、E-mail數、信函數、報刊數、網上信息數、因特網點數等。

信息裝備：包括單位面積內人口的電話機數、電視機數、計算機數、上網微機數等。

信息主體水平：如單位面積內人口中的第三產業人口數、大學生數、信息從業人員數、上網人數等。

信息消費：如個人、單位或集團消費中信息消費的絕對值和相對值等。

要提高農業信息化水平，就必須按農業信息化指標體系各方面全面提升農業信息化水平。與我國目前農業水平、農村條件和農業人口來比較，尚具有不小差距。但我國農業發展也具有地區性不平衡，西北地區相對落后，而東南沿海由于開放早，市場經濟已經比較發達，農民已經向富裕小康水平轉化，初步具備了推進農業信息化的條件，有了建設農業信息化的投資能力，只要領導重視，加強相關人才隊伍建設，完全有能力發展農業信息產業。另外在目前衡量農業現代化水平的許多統計材料中尚缺乏有關農業信息化方面的記錄，希望將來把農業信息化等有關量化指標加以統計，逐步建立起農業信息化指標體系，以推動農業信息化建設。

四、農業信息化市場需求巨大

在我國總人口中農村和小城鎮人口占有絕對大的比例。在我們對浙江農村的考察過程中，強烈地感受到農民、農業工作者對農業信息的渴望。紹興市所屬嵊州市1998年專門提出了“必須像重視農業科技推廣一樣重視農業信息”的要求，嵊州通過建設“農業信息服務中心”、“農業110”及農業信息員、農業信息會等多種農業信息形式，開拓了為農業服務的新領域，通過網上交易、網上服務，確使農民嘗到了農業信息的甜頭。如嵊州農業信息網，短短幾個月就有200多個農戶、企業在網上交易，涉及200多種農產品，吸引了美、日、香港客商洽談生意，成交額已突破300萬元。又如紹興“中國輕紡城”這一大型紡織品專業市場，去年成交額167億元，成為亞洲最大的輕紡市場。這個市場建成了100兆的網絡線，所有商戶都可以進入因特網，網址點擊率已達3.5萬次以上。這說明農業信息化建設，順應了農民需要，也順應了市場經濟、信息化發展的需要。

一般來講，發達地區信息化建設，優于落后地區，城市優于農村。雖然浙江省和全國相比，農業屬于較發達地區，農業信息建設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農業信息化建設目前仍顯不足，農業信息流通仍顯閉塞。比如，紹興日報報道對在諸暨市的抽樣調查表明，10個種糧大戶中有7戶不了解糧食購銷改革，反映出農民目前大多數還是處在信息不靈狀態，說明了加強農業信息化建設是十分必要的。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如果農民、農業工作者、小城鎮居民都參與農業信息化建設，或即使僅有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僅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農業人口來參與這個市場，按全國人口比率而論這個市場該有多么巨大。

發展農業信息產業本身也是一項市場行為，市場行為就必須用市場手段去做，用市場方法做市場的事，不宜用行政方式做市場的事，政府最好是去為農業信息產業業搭臺，唱戲還應讓企業去唱，政府不宜包辦。但在發展農業信息產業過程中，政府要扶持，要給予優惠、引導，最終要按市場規律以企業運作方式來完成。只有真正按市場方式運作，才能真正發展農業信息產業。

五、利用農業信息系統，保障糧食購銷市場安全

淺談中國式現代化論文1500字總結（篇3）

1.1地域范圍及性質

“大北京地區”是中國的首都圈。是我國沿海地帶目前最為發達的四大產業和城市集聚區之一。地域范圍包括北京和天津二直轄市、以及河北省唐山市、保定市、廊坊市、秦皇島市、張家口地區、承德地區。面積16.87萬平方公里，現有人口6005萬人，城市化水平中等，城鎮人口占38%。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6520億元，占全國7.96%。

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科技文化教育中心，金融中心。正在迅速成長為國際大都市。大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圈，是全國、特別是北方廣大地區聯系世界的窗口。在產業方面北京與天津、唐山和周圍的城市有著密切聯系，形成了實力強大的工業和流通業，其它城市在大北京都市圈中的地位和產業分工各不相同。京津二市以及周圍城市各有優勢，互補性強，已經形成一定的經濟分工。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原有的分工和協作已經不能適應自身的需要和國家賦予的職能。必須通過結構合理調整，建立更具活力和整體競爭力的經濟體系。改善交通條件是實現現代化與國際化的重要基礎。

1.2大北京地區交通體系特征

1.2.1交通區位極其重要

大北京處于全國交通運輸網絡的中樞位置。北京是全國陸路和空中交通中心，天津是華北西北的對外窗口和水陸聯運樞紐，天津港是環渤海西岸港口群體的中心港口。秦皇島港是重要的能源輸出港和大宗散貨輸出入港，正在建設的黃驊港、京唐港也將成為重要的輔助港口。北京空港和環渤海西岸港口體系是我國北方廣大區域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和海上通道。

1.2.2綜合交通網絡初步形成

本區一直是國家交通建設的重點地區，經過50年的大力建設，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初步形成，是我國陸路交通網絡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陸路交通設施水平較高，鐵路與公路已經形成較為發達的網絡。成為我國陸路網絡密度最高的地區。本區鐵路正線里程5751公里，占全國9.2%。鐵路網密度為每百平方公里2.67公里,是全國平均值之4.1倍。萬人擁有鐵路0.66公里,比全國平均值高31%。本區公路網已經初具規模。是國道公路最為密集的區域，共有14條國道以本區的城市作為出發點。1998年共有公路74096公里。占全國5.8%。公路網密度為34.4公里/百KM,是全國的2.6倍，萬人擁有8.5公里，低于全國平均值。

1.2.3綜合運輸網絡以北京為主中心(陸路及空路)、天津為副中心(水陸)

以兩大中心為主體的鐵路干線網絡和國道公路干線網絡以及航空線網絡都較稠密。在已有較為發達的常速交通網絡基礎上，正在迅速形成高速交通網絡-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航空線網絡。高速公路建設突飛猛進，到2000年初，已經建成6條，正在建設4條，已經初步聯網。環繞京津的河北省各個市縣大都分別位居各條干線兩側，與北京的聯系大多較為方便。網絡特征為以首都為中心的放射式，有別于我國許多地區的方格式。這種分布格局對于首都與各省區、全國各地的直接聯系十分有利。但是也帶來過境運輸必須通過市區或郊區的弊端。隨著經濟發展，區際交流日益活躍，客貨交流量不斷增長，產生的相互干擾也日漸顯露，有待改進。

1.3區域交通布局存在的主要問題

1.3.1綜合運輸網絡現代化水平有待提高

首先，交通網發展距離現代化水平還有較大差距。京津冀北地區的綜合運輸網雖然初具規模，在我國屬于交通網最為發達的地區，但是，與國外發達的大都市區相比，本區的交通設施數量不足、技術水平較低，還不能滿足經濟國際化和發達城市體系建設的需要。其次，交通網總體布局存在缺陷。主要有：鐵路和公路都以北京為中心呈放射狀形態，從而產生了區際過境運輸不夠便捷和相互干擾等等問題。特別是關內外交流-東北區、內蒙與黃河、長江流域以及東南沿海地區的客貨交流必須通過北京樞紐或天津樞紐，為二市帶來大量的過境運輸，內外交通干擾成為嚴重問題。修建各種分流線顯得愈來愈迫切。再者，北京、天津兩大樞紐的分工與協作存在不少問題，有待改進。如北京首都機場與天津張貴莊機場忙閑不均，張貴莊機場能力未能充分發揮。另外，沿海港口建設與發展需要協調。

1.3.2快速交通體系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

本區高速交通網絡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高速公路建設進度較快，但是區內尚未成網，一些線路經路還需慎重研究。高速鐵路遲遲未能開工，急需加快。京滬高速鐵路“九五”計劃，由于爭論未能開工。現又列入“十五”計劃，應該盡快建設。這是當前我國交通發展、特別是沿海發達區城市間旅客運輸的迫切要求。對于連接京津大都市區和滬寧杭大都市區尤為重要。此外，對于高速鐵路與高速公路之間的分工需要及早研究，預見它們的分工。大北京在向現代化大都市地區發展方面，交通建設任重道遠。

1.3.3城際交通網絡不夠發達

城市之間的交通網絡與聯系是綜合交通體系的一部分，但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目前許多城市之間的交通聯系線路大都不能充分滿足客貨運輸迅速、便利、安全、經濟的要求。大城市之間的交通聯系方式單一，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水平不高，客貨運輸缺乏選擇與必要的競爭。

1.3.4交通建設布局與城市體系建設缺乏協調

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缺少引導中小城市發展的運輸通道。其次，大城市市郊運輸單一，基本依靠公共汽車，原有國家鐵路的市郊列車大都停運或萎縮。例如天津市區至塘沽、北京市區至南口、豐臺、通縣的鐵路市郊列車作用明顯萎縮。輕軌交通長期沒有引起重視，造成許多距離市區較遠的衛星城、工業區、開發區發展緩慢，居民不愿外遷。交通不暢是阻礙衛星城成長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現象與發達國家大都市地區的交通發展方向背道而馳。此外，各種新建交通站場和線路在城市的布局，目前大都分別研究，缺乏相互協調。最為突出的典型是北京西客站沒有采納國鐵與地鐵等軌道交通緊密結合的現代化方案。北京地鐵與地面交通站舍、公交樞紐缺乏配合。

城市體系的發展與交通網絡關系極為密切。從這一視角審視本區交通網絡可以發現諸多問題。河北、天津在報告中提出了許多需要相互協調的重要問題，絕大部分都是交通問題，在此加以匯總。

2.運輸聯系特征

2.1旅客生成密度較低，客運強度較高

一方面，京津冀旅客生成密度低于全國平均值。旅客生成密度即人均旅次(客運量/人口)，1998年為8.25人次/人,僅為當年全國平均值11.03次的75%。這種現象反映了京津冀地區人口出行頻率較低。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遼寧中南部地區形成強烈反差。京津冀地區1998年全社會客運量僅占全國5.4%，大大低于本區人口占全國的比重(7.0%)。另一方面，京津冀區域客運強度(人均旅客周轉量)較高。1998年京津冀地區旅客周轉量844.2億人公里,占全國8.0%,高于客運量的比重(5.2%)和人口比重(7.0%)。客運強度也是反映客運需求水平的重要指標，也即人均旅客周轉量(人公里/人)。京津冀的客運強度1998年為人均962人公里，比全國平均值(846人公里/人)高13.7%。參見圖1。

2.2京津冀區域貨物生成密度較高、貨運強度較低

貨物生成密度(每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產生的貨物噸數)與地區經濟水平呈逆相關關系，即經濟越發達，貨物生成密度隨之降低。另外與產業結構密切相關：重工業地區貨物生成密度高，輕型產業結構和高新技術發達地區密度低，反映創造單位產值的貨運量小。1998年京津冀地區貨物生成密度為16.5噸/萬元(GDP),略高于全國平均值15.9噸/萬元.大大高于滬、蘇、浙、粵等經濟發達區。貨運強度京津冀只有3.5噸公里/千元(GDP),低于全國平均值(4.8噸公里/千元)。而南方沿海發達區的貨運強度都很高,大都在15噸公里/千元以上.這是由于其原材料和燃料必須長距離運輸。參見圖2。

3.現代化交通體系發展

3.1研究宗旨

作為《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區)城鄉空間協調發展規劃》研究項目六專題之一的交通研究，一方面必須貫徹綜合運輸與系統工程的觀點;另一方面應該將交通與城市在空間組織上的有機結合作為主要的分析視角。擬從以下四方面進行探討。

第一，綜合研究京津冀北地區的交通運輸網絡建設，及其現代化發展方向和目標。在京津冀二市一省交通運輸規劃的基礎上，發現和研究需要相互銜接的重要交通布局問題。主要有跨區域交通線路的銜接和合理走向，重要交通站港的合理分工與配合。-“綜合運輸觀點”是研究的基礎。

第二，交通布局涉及面廣，在此主要研究城市之間的交通聯系，促進大北京現代化城市體系的形成。-“城際交通”是研究的主要方面。

第三，重點研究快速交通網絡的建設。為了實現交通現代化，本區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建設正在廣泛開展。不少布局問題有待綜合研究。線路走向、主要車站的選址與城市功能區布局緊密銜接，應該審慎研究。-“快速交通”是研究的重點。

第四，從城市體系的發展及其與交通網絡的關系為主要的視角，研究交通走廊沿線的城市功能區、小城鎮的協調發展。從改善人居環境的角度提出交通需要重視、改善的問題。-“城市體系與交通協調發展”是追求的目標。

圖1京津冀旅客生成密度與客運強度對比圖

3.2綜合運輸網絡的發展方向與目標

總體目標是本區未來15-20年建成發達的現代化交通網絡。主要體現于下列五點：第一、構建現代化的交通網絡，區域內部城市間和對外交通都達到便捷。第二、區內高速和準高速鐵路聯網;鐵路干線客貨分離，不斷提高運行速度和服務水平，使能力得到合理利用。第三、高速公路與國省干線公路有機結合，形成發達的干線公路網，充分滿足客貨不同需求。第四、建設綜合交通走廊，為城市布局的展開和城市體系的發展創造先行、便利條件。第五、建成現代化沿海港口體系、航空港形成干支結合、客貨運有所分工的便利服務體系。

4.現代化交通網布局框架

4.1未來的現代化交通網絡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區域綜合交通網從“單中心放射式”發展成為“雙中心網絡式”。第二、城際快速交通網形成以及大能力通道得到強化。第三、京津兩大樞紐的分工與協作步入新階段。第四、沿海港口體系更加發達，分工協作趨于合理。

4.2完善區域交通網絡，由單中心放射逐步向發達的現代化交通網絡轉變

通過15-20年建設，京津冀北區域的綜合交通網將從“單中心放射式”發展成為“雙中心網絡式”。兩大交通中心得到進一步強化，建成現代化綜合樞紐。二樞紐各具特色、緊密聯系、互有分工，高質量地服務于北方以至全國的內外貿易、旅游和出行。未來區域綜合交通網的雙中心網絡式格局,將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區域城市體系的完善。解決北京過度擁擠，天津、河北能力富裕的問題。從運輸組織角度應該做到“貨暢其流”、“旅客出行便捷”。

4.3建成現代化交通干線網絡

第一、形成五條包括高速交通線與大能力干線的運輸大通道：內聯京津冀北主要城市，外接各大區，溝通海外。-京津～華東沿海通道;-京石(京九)～中南通道;-京原～西北通道;-京包～內蒙西部通道;-京唐秦～東北通道(進出關通道)。第二、鐵路通過高速鐵路建設和既有線提速，形成客貨分離、高效便捷的現代化鐵路網。高速鐵路及客運專用線聯網-包括京滬、京沈(京秦與秦沈客運專線)、京廣、津秦4線;8～10條既有鐵路干線通過技術改造，分別提速達到或接近準高速運行(旅客列車時速160公里以上)-京山線、京滬線(津浦段)、京九線、京廣線、京原線、京包線、京通線、京承線、京秦線、津薊線。第三、公路建成高速公路和國道干線組成的發達網絡。干線公路網絡以京、津、唐為主副中心，秦皇島、保定、滄州、承德、張家口為地方交通中心。僅可能做到各級中心之間以順直通道連接，減少迂回運輸，減少過境交通對各市市區的干擾。使貨暢其流、旅客出行便捷、個人駕駛小汽車出行順暢。

4.4城際快速交通網形成以及大能力通道得到強化

建設城際快速通道，實現市際交通“公交化”。快速、便捷、高密度的交通是現代化大城市地區形成的先決條件。為了京津冀北現代化城市體系的形成，必須加強現代化交通建設。一方面建設城際客運快速通道。在大都市密集區修建快速客運通道是增強通行能力的根本舉措。或是建設新線，或是利用既有鐵路線路進行相應改造，使之適應城際交通需要。另一方面通過改善運營組織方式實現市際交通公交化。鐵路通過開行小編組列車、高密度發車使之“公交化”。公路主要靠打破市際界限，組建跨區域運輸企業組建大型客運集團，向專業化、規模化方向發展。

4.5城市之間軌道交通建設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

在大都市密集地區軌道交通應該成為客運主力，既可提高旅客出行質量、大大提高客運能力;又可采用電力牽引而大大改善環境污染。建議采用以下方式：一是利用既有鐵路開行城際列車，采用小編組、高密度運營方式。二是開發建設市郊輕軌線路，有的可以向外延伸至相鄰城市，組成城際軌道交通網絡。前者如利用京津鐵路開行城際列車，已經實施，需要進一步改善運營方式，縮小每列客車的編成，適當、逐步增加列車開行密度，即實施“城際列車市郊化”運營組織方式。后者如建設天津市區至張貴莊機場至塘沽開發區的輕軌鐵路，修建天津市區至薊縣盤山風景區的旅游線路。

淺談中國式現代化論文1500字總結（篇4）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形成和拓展，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破除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重大價值和意義。

科學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的重大命題。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目的不同，現代化的特征和背后的邏輯也存在很大差異。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服從于資本邏輯，緩解資本積累矛盾、滿足資本增殖訴求是根本性和決定性的力量。與之根本不同，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導向，以造福人民為目的，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我們創造性地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既充分發揮資本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又防止資本野蠻生長、違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為了增進人民福祉、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們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科學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的重大命題。

推動人類進步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使中國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展望未來，我國將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將使人類現代化的總人口規模增加十多億。十多億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社會，這無疑是對人類進步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中國式現代化是開放的現代化，是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和人類社會進步方向的現代化。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都充分發揮了“壓艙石”、“穩定器”、“增長引擎”的重要作用，為世界經濟繁榮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全球發展倡議的提出、共建“一帶一路”的倡導和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承諾和行動，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動擔當和博大胸懷。

淺談中國式現代化論文1500字總結（篇5）

黨的以來，以___同志為的黨中央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關鍵是加強黨的紀律建設，以嚴的紀律、嚴的規矩要求全黨，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___多次強調要加強紀律建設，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央紀委書記__同志也反復要求把紀律挺在前面，挺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前沿。把紀律挺在前面，是黨中央、中央紀委站在新的時代高度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高度，提出的新論斷、新要求，體現了黨中央與時俱進、不斷將黨的建設引向深入的高瞻遠矚和深謀遠慮。我們要深刻領會、準確把握、落到實處。

一、強化紀律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越要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用鐵的紀律、嚴的要求管黨治黨。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從嚴明紀律抓起。管黨治黨靠什么?靠依規治黨、嚴明紀律。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黨之所以能從弱到強，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靠的就是鐵的紀律做保證。如果管黨不嚴、治黨不力，紀律松弛、規矩不彰，黨組織就會成為一盤散沙，失去凝聚力和戰斗力。強化紀律建設，讓紀律立起來、嚴起來，才能確保全黨形成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確保黨發揮堅強領導核心作用。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用紀律管全體。從嚴治黨，每一名黨員、每一個黨組織都在其中，沒有例外。全面從嚴治黨要靠紀律管全體，否則就不可能做到“全面”。一段時期以來，一些地方和單位腐敗案件查了不少，但政治生態沒有根本改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管黨治黨混同于處理少數有嚴重問題的黨員干部，只管了貪腐的少數，放過了其他多數。全面從嚴治黨，針對的不只是少數“爛樹”，而是整個“森林”;瞄準的不只是少數“老虎”、“蒼蠅”，而是黨員全體;醫治的不只是“大病”、“重病”，而是包括“小病”、“病菌”在內的所有病癥;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防病于未發、治病于初萌。只有進一步強化整體思維、全局意識，靠紀律全覆蓋地管、全方位地治，才能使黨的整個“森林”枝繁葉茂。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充分發揮紀律建設的治本功能。腐敗往往是從破壞規矩、違反紀律開始的。黨員干部最終出“大”問題，往往始于破壞“小”規矩，把紀律和規矩當成隨意拉扯的“橡皮筋”、隨意拿捏的“橡皮泥”。只有加強紀律建設，做到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避免更多黨員干部從違紀走向違法，才能有效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掌握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主動權。如果在黨員干部出現苗頭性問題時猛擊一掌、大喝一聲，也許就會使他們懸崖勒馬、幡然醒悟，避免在違紀違規的歧路上越走越遠，最終滑向違法犯罪的深淵。各級黨組織只有把紀律和規矩管到位、嚴到份，真正加強黨員干部紀律教育和日常監管，才能實現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躍升，最終實現廉潔政治的目標。

二、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把紀律挺在前面

把紀律挺在前面，是黨中央、中央紀委著眼全面從嚴治黨，在對黨風廉政建設規律和現階段黨風廉政建設形勢準確把握的基礎上作出的重大部署。只有牢牢抓住紀律建設不放，落實“把紀律挺在前面”的要求，才能將全面從嚴治黨落到實處。

把紀律挺在前面，首要的是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紀律。任何一名黨員，不論職務高低、資歷深淺，都必須自覺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黨紀紅線不可逾越，政治底線不可觸碰。

把紀律挺在管黨治黨最前沿。紀律是管黨治黨的尺子，是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不可逾越的底線。要用紀律這把尺子去衡量、規范、約束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行為，一把尺子量到底。要嚴格用黨章黨規黨紀來維護黨的理想信念宗旨、建強黨的組織、嚴肅黨內生活、改進黨的作風、純潔黨的隊伍，把嚴明紀律的要求貫穿于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和制度建設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環節，融入黨的肌體細胞之中，落實到對每一名黨員干部的日常管理監督之中，使我們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

把紀律挺在國家法律前頭。凡“破法”者，莫不從“破紀”始。對黨員干部而言，不僅要守住國法底線，而且要守住黨紀紅線。嚴守紀律紅線，要做到“紀”在“法”前，黨紀嚴于國法。黨紀是在法律底線之前設下的一道防線，決不能把黨章黨規黨紀對黨員的要求降低到國家法律對普通公民的要求。把紀律挺在國家法律前面，就是要把管黨治黨的防線從法律拉回到紀律上來，嚴格用黨章黨規黨紀約束黨員干部的行為，一發現苗頭問題就及時“拉警報”，一碰紀律紅線就馬上“踩剎車”，真正做到執紀先于執法，以更高標準、更高要求約束黨員干部。今年以來，湖北省紀檢監察機關通過加大懲治腐敗力度，立案同比增長96.8%，查處廳局級干部、縣處級干部同比分別增長26.3%、99.5%，有效減少了腐敗存量，遏制了腐敗增量，破除了腐敗分子的僥幸心理，進一步強化了“不敢腐”的氛圍。

把紀律挺在全體黨員面前。全面從嚴治黨的要義，在于實現紀律監管全覆蓋。過去，一些黨組織錯誤地認為從嚴治黨就是懲處極少數嚴重違紀違法的黨員干部，從而放松了對大多數黨員干部的日常監督和管理。把紀律挺在全體黨員面前，就是要用紀律來約束和管住全體黨員干部。20__年以來，湖北省共約談黨員干部4600人次，函詢1899人次，誡勉談話287人次，辦結問題2745人次，教育和保護了大批干部。

把紀律挺在正風反腐最前線。紀律松弛、組織渙散必然導致不正之風蔓延，腐敗問題滋生。大量事實表明，領導干部腐化墮落往往都是從搞不正之風和不守紀律開始的。只有把紀律挺在正風反腐前線，堅持抓早抓小抓苗頭，才能防止黨員干部小錯釀成大錯，違紀走向違法。中央八項規定實施以來，湖北省真抓真管真查，累計查處問題11355個，處理黨員干部14604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076人，形成了正風肅紀的良好環境，人民群眾對此普遍點贊。

三、準確把握強化紀律建設的著力點

強化紀律建設，要找準工作的著力點和突破口，搭建全面從嚴治黨的載體和平臺。強化紀律建設，關鍵是要把“明、嚴、執、問”落到實處。

“明”，就是嚴明紀律教育。強化紀律建設，不能搞不教而誅。對于紀律，要經常講，反復講，不厭其煩，警鐘長鳴，讓黨紀黨規廣為知曉。幾乎所有受處理黨員干部在懺悔時都談到，如果當初組織上教育警醒的力度再大一些，也許現在就不會身陷囹圄。要改進教育方式方法，積極探索集中教育和日常教育相結合的途徑和方法，使紀律教育入腦入心，轉化為黨員干部的思想和行為自覺。今年，湖北省采取分級負責的辦法，舉辦嚴明政治紀律、嚴守政治規矩集中教育培訓班，采取“聽、看、學、談”套餐模式，對全省17.4萬個基層黨組織、389.9萬名黨員和各級非黨干部開展了集中教育，成效初顯。

“嚴”，就是嚴治嚴管嚴擔當。紀律處分要嚴到點、嚴到份、嚴到位，堅決防止“破窗效應”。凡是把紀律規定當“耳旁風”的，都要以嚴的標準、嚴的措施從嚴處理，該調整的調整、該降職的降職、該移送司法機關的堅決移送，決不姑息、決不手軟。要做好“破”和“立”兩篇文章，抓住紀律建設這個源頭，邊懲治、邊遏制，邊預防、邊治本，不斷鏟除滋生腐敗問題和不正之風的土壤和條件。

“執”，就是強化執紀。紀律執行不到位，全面從嚴治黨就是一句空話。要堅持有紀必依、執紀必嚴、違紀必究，讓鐵規發力、讓禁令生威，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要堅持紀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維護紀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要堅決摒棄執紀“情緒化”、“隨意化”傾向，堅決杜絕執紀的彈性空間，以健全的紀律制度、剛性的執紀規范管人管事，讓紀律成為始終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保持持續的威懾力。

“問”，就是強化問責。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要把問責作為抓紀律執行的核心、關鍵和落腳點，健全問責機制，真嚴真查真問責，形成紀律執行的強大推動力。要強化“一案雙查”，通過嚴肅追究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讓紀律的力量在全面從嚴治黨中得到充分釋放。20__年以來，湖北省查處落實“兩個責任”不力問題555個，處理739人，黨紀政紀處分461人，全省上下引起強烈震動。

四、全面擔負起強化紀律建設的政治責任

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各級黨組織要把強化紀律建設作為分內之事、應盡之責，在全面從嚴治黨中找準定位、扛起責任、扎實踐行。

各級黨組織要履行紀律建設的主體責任。加強紀律建設，把紀律挺在前面，要求各級黨組織在管黨治黨上標準更高、要求更嚴、力度更大，更加注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成本和長遠效益。各級黨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就要責無旁貸當好紀律建設的領導者、執行者和推動者，保證黨在各項事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具體來講，就是履行好“六責”：一要負起組織領導之責，把嚴明紀律貫穿到黨的建設各個方面;二要負起定規立矩之責，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扎緊扎密紀律籬笆;三要負起學_教育之責，使黨員干部紀律和規矩意識強起來;四要負起監督管理之責，從嚴監督管理干部，堅持抓早抓小抓經常;五要負起撐腰壯膽之責，支持紀委全面深化“三轉”(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六要負起以上率下之責，帶頭遵守紀律和規矩。各級黨組織主要負責人要抓經常、抓平時、抓全面，多提醒、多扯扯袖子、多咬咬耳朵，讓“紅燈”亮在“出軌”前。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回歸監督執紀問責的主業。紀檢監察機關作為黨內專門執紀機關，必須深化“三轉”，按照黨章要求，回歸“原職能”。要突破不合時宜的思維定勢，始終聚焦紀律問題，體現紀律特點，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執紀理念上要從“以法律為底線”回歸到“以紀律為尺子”;工作重心上要從“查辦大案要案”轉移到“強化日常監督執紀問責”;監督重點上要從單個“樹木”拓展到整個“森林”，從盯少數到盯多數;工作路徑上要從“以治標為主”發展到“標本兼治”、“以紀治本”，讓紀律真正嚴起來。

淺談中國式現代化論文1500字總結（篇6）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中國式現代化，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之所以是中國的，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是黨領導人民成功開創出來的，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擁有完全的“自主知識產權”;之所以說是世界的，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又是“開源代碼”，對于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而言，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現代化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示范。

進一步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全面系統闡釋。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等五個方面重要特色，反映了我國國情和現代化建設規律;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九個方面本質要求，指明了推進現代化建設的著力點和主攻方向;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五個堅持重大原則，既闡釋了“什么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向指引，又提供了“怎樣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遵循。

科學回答現代化的“人民之問”。一個14億多人口的大國要整體邁入現代化，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偉大的創舉，必然要付出艱辛努力，克服更多艱難險阻，也必然會產生更廣泛的世界性影響，對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當前，我國存在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不同群體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要自覺主動地解決“三大差距”問題，使全體人民共享現代化成果。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既要做大做好“蛋糕”，又要切好分好“蛋糕”。

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關鍵之一在于分配制度。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最鮮明的品格和根本的政治立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兒女團結奮斗、不斷奔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要求，也是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新時代非凡十年，黨領導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實現了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擺脫貧困的夙愿。黨始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科學回答現代化的“中國之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對中國現代化目標的規劃，提出要將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戰略從最初單一的“工業化”逐步轉變為“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式現代化”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指導思想。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境界。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堅持不懈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一以貫之的主題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雖然在探索中遭遇過一些困難和挫折，但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意志和決心始終沒有動搖。在這個過程中，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認識不斷深入、戰略不斷成熟、實踐不斷豐富，加速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我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

獨特的中國國情、獨特的文化傳統和獨特的歷史進程，決定了中國必須堅定不移獨立自主推進適合自己特點的現代化，必須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

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既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科學回答現代化的“時代之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許多發展中國家眼中的現代化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單純追求經濟、政治等單一向度的、非均衡的現代化，最終難以持續;即使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也會因為忽視某一方面的發展不均衡而導致國家衰落。世界現代化的歷史特別是拉美、中東地區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歷史表明，通過“跨越式”發展追趕世界現代化前沿的過程，必然會牽動整個社會發生劇烈變革，這就需要國家現代化所涉及的各個方面統籌協調、重點推進。

淺談中國式現代化論文1500字總結（篇7）

“五星紅旗，永照大地”。五星紅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征和標志，更是愛國主義精神的信仰和寄托。鮮艷的中國紅，厚積了中華兒女最堅實的民族自信;飄揚的中國紅，激蕩起中華兒女最澎湃的奮斗力量;永遠的中國紅，凝聚著中華兒女最深沉的愛國情感。《綱要》深入闡明了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的指導思想、總體要求、基本內容，對實現愛國的共識更深刻、情感更統一，行動更有力發揮著積極引導作用。

永葆心相融的真情，在堅定理想信念中激發愛國情。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種語言匯成一句話，那就是愛我中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先人們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我國發展的巨大優勢。各族人民為中華民族團結統一而攜手并肩的進取心同頻共振，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祖國發展繁榮而自強不息的奮斗心同向發力。9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擁抱在一起。讓中華心一起躍動、愛國情永遠激揚，使愛國主義成為我們共同奮進的理想信念。

永葆文同根的深情，在堅守文化精髓中激發強國志。文以載道，文以聚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脈，流淌其中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指引中華大地上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園，激勵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共創美好未來。5000年歷史長河中，各民族文化始終堅定愛國主義流向，交融匯聚;愛國主義精神一直源源不絕，歷久彌新，共同書寫了燦爛的中華文化，鑄就了我們強大的文化自信。新時代，我們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理念深入人心。在歷史中汲取前進力量，秉承強國志闊步新征程。

永葆血同源的親情，在接力復興大任中激發報國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奮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擔當。愛國主義精神深深植根于中華兒女心中，是中華民族薪火相傳、一脈相承的精神基因，永遠高擎、照亮前方的精神火炬。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唯有弘揚和傳承愛國主義精神，中華民族才能更加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時代追夢航線上劈波斬浪。“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國;你怎么樣，中國就怎么樣”。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要面向全體人民、聚焦青少年，豐富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的實踐載體，讓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在青年手中接力傳遞，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激勵奮斗圓夢的報國行。

今天，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我們要認真抓好《綱要》的貫徹落實，施好愛國主義養料，讓中國夢綻放時代歡顏。

淺談中國式現代化論文1500字總結（篇8）

黨的以來，以___同志為的黨中央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關鍵是加強黨的紀律建設，以嚴的紀律、嚴的規矩要求全黨，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___多次強調要加強紀律建設，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央紀委書記__同志也反復要求把紀律挺在前面，挺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前沿。把紀律挺在前面，是黨中央、中央紀委站在新的時代高度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高度，提出的新論斷、新要求，體現了黨中央與時俱進、不斷將黨的建設引向深入的高瞻遠矚和深謀遠慮。我們要深刻領會、準確把握、落到實處。

一、強化紀律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越要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用鐵的紀律、嚴的要求管黨治黨。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從嚴明紀律抓起。管黨治黨靠什么?靠依規治黨、嚴明紀律。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黨之所以能從弱到強，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靠的就是鐵的紀律做保證。如果管黨不嚴、治黨不力，紀律松弛、規矩不彰，黨組織就會成為一盤散沙，失去凝聚力和戰斗力。強化紀律建設，讓紀律立起來、嚴起來，才能確保全黨形成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確保黨發揮堅強領導核心作用。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用紀律管全體。從嚴治黨，每一名黨員、每一個黨組織都在其中，沒有例外。全面從嚴治黨要靠紀律管全體，否則就不可能做到“全面”。一段時期以來，一些地方和單位腐敗案件查了不少，但政治生態沒有根本改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管黨治黨混同于處理少數有嚴重問題的黨員干部，只管了貪腐的少數，放過了其他多數。全面從嚴治黨，針對的不只是少數“爛樹”，而是整個“森林”;瞄準的不只是少數“老虎”、“蒼蠅”，而是黨員全體;醫治的不只是“大病”、“重病”，而是包括“小病”、“病菌”在內的所有病癥;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防病于未發、治病于初萌。只有進一步強化整體思維、全局意識，靠紀律全覆蓋地管、全方位地治，才能使黨的整個“森林”枝繁葉茂。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充分發揮紀律建設的治本功能。腐敗往往是從破壞規矩、違反紀律開始的。黨員干部最終出“大”問題，往往始于破壞“小”規矩，把紀律和規矩當成隨意拉扯的“橡皮筋”、隨意拿捏的“橡皮泥”。只有加強紀律建設，做到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避免更多黨員干部從違紀走向違法，才能有效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掌握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主動權。如果在黨員干部出現苗頭性問題時猛擊一掌、大喝一聲，也許就會使他們懸崖勒馬、幡然醒悟，避免在違紀違規的歧路上越走越遠，最終滑向違法犯罪的深淵。各級黨組織只有把紀律和規矩管到位、嚴到份，真正加強黨員干部紀律教育和日常監管，才能實現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躍升，最終實現廉潔政治的目標。

二、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把紀律挺在前面

把紀律挺在前面，是黨中央、中央紀委著眼全面從嚴治黨，在對黨風廉政建設規律和現階段黨風廉政建設形勢準確把握的基礎上作出的重大部署。只有牢牢抓住紀律建設不放，落實“把紀律挺在前面”的要求，才能將全面從嚴治黨落到實處。

把紀律挺在前面，首要的是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紀律。任何一名黨員，不論職務高低、資歷深淺，都必須自覺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黨紀紅線不可逾越，政治底線不可觸碰。

把紀律挺在管黨治黨最前沿。紀律是管黨治黨的尺子，是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不可逾越的底線。要用紀律這把尺子去衡量、規范、約束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行為，一把尺子量到底。要嚴格用黨章黨規黨紀來維護黨的理想信念宗旨、建強黨的組織、嚴肅黨內生活、改進黨的作風、純潔黨的隊伍，把嚴明紀律的要求貫穿于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和制度建設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環節，融入黨的肌體細胞之中，落實到對每一名黨員干部的日常管理監督之中，使我們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

三、準確把握強化紀律建設的著力點

強化紀律建設，要找準工作的著力點和突破口，搭建全面從嚴治黨的載體和平臺。強化紀律建設，關鍵是要把“明、嚴、執、問”落到實處。

“明”，就是嚴明紀律教育。強化紀律建設，不能搞不教而誅。對于紀律，要經常講，反復講，不厭其煩，警鐘長鳴，讓黨紀黨規廣為知曉。幾乎所有受處理黨員干部在懺悔時都談到，如果當初組織上教育警醒的力度再大一些，也許現在就不會身陷囹圄。要改進教育方式方法，積極探索集中教育和日常教育相結合的途徑和方法，使紀律教育入腦入心，轉化為黨員干部的思想和行為自覺。今年，湖北省采取分級負責的辦法，舉辦嚴明政治紀律、嚴守政治規矩集中教育培訓班，采取“聽、看、學、談”套餐模式，對全省17.4萬個基層黨組織、389.9萬名黨員和各級非黨干部開展了集中教育，成效初顯。

“嚴”，就是嚴治嚴管嚴擔當。紀律處分要嚴到點、嚴到份、嚴到位，堅決防止“破窗效應”。凡是把紀律規定當“耳旁風”的，都要以嚴的標準、嚴的措施從嚴處理，該調整的調整、該降職的降職、該移送司法機關的堅決移送，決不姑息、決不手軟。要做好“破”和“立”兩篇文章，抓住紀律建設這個源頭，邊懲治、邊遏制，邊預防、邊治本，不斷鏟除滋生腐敗問題和不正之風的土壤和條件。

“執”，就是強化執紀。紀律執行不到位，全面從嚴治黨就是一句空話。要堅持有紀必依、執紀必嚴、違紀必究，讓鐵規發力、讓禁令生威，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要堅持紀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維護紀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要堅決摒棄執紀“情緒化”、“隨意化”傾向，堅決杜絕執紀的彈性空間，以健全的紀律制度、剛性的執紀規范管人管事，讓紀律成為始終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保持持續的威懾力。

“問”，就是強化問責。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要把問責作為抓紀律執行的核心、關鍵和落腳點，健全問責機制，真嚴真查真問責，形成紀律執行的強大推動力。要強化“一案雙查”，通過嚴肅追究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讓紀律的力量在全面從嚴治黨中得到充分釋放。20__年以來，湖北省查處落實“兩個責任”不力問題555個，處理739人，黨紀政紀處分461人，全省上下引起強烈震動。

四、全面擔負起強化紀律建設的政治責任

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各級黨組織要把強化紀律建設作為分內之事、應盡之責，在全面從嚴治黨中找準定位、扛起責任、扎實踐行。

各級黨組織要履行紀律建設的主體責任。加強紀律建設，把紀律挺在前面，要求各級黨組織在管黨治黨上標準更高、要求更嚴、力度更大，更加注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成本和長遠效益。各級黨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就要責無旁貸當好紀律建設的領導者、執行者和推動者，保證黨在各項事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具體來講，就是履行好“六責”：一要負起組織領導之責，把嚴明紀律貫穿到黨的建設各個方面;二要負起定規立矩之責，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扎緊扎密紀律籬笆;三要負起學_教育之責，使黨員干部紀律和規矩意識強起來;四要負起監督管理之責，從嚴監督管理干部，堅持抓早抓小抓經常;五要負起撐腰壯膽之責，支持紀委全面深化“三轉”(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六要負起以上率下之責，帶頭遵守紀律和規矩。各級黨組織主要負責人要抓經常、抓平時、抓全面，多提醒、多扯扯袖子、多咬咬耳朵，讓“紅燈”亮在“出軌”前。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回歸監督執紀問責的主業。紀檢監察機關作為黨內專門執紀機關，必須深化“三轉”，按照黨章要求，回歸“原職能”。要突破不合時宜的思維定勢，始終聚焦紀律問題，體現紀律特點，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執紀理念上要從“以法律為底線”回歸到“以紀律為尺子”;工作重心上要從“查辦大案要案”轉移到“強化日常監督執紀問責”;監督重點上要從單個“樹木”拓展到整個“森林”，從盯少數到盯多數;工作路徑上要從“以治標為主”發展到“標本兼治”、“以紀治本”，讓紀律真正嚴起來。

淺談中國式現代化論文1500字總結（篇9）

[摘要]我國現代化發展中存在亟需解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政府職能界定不清、行政管理體制未發生根本轉變、各級政府過分關注表面的政績及政府規模過度膨脹等。堅持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推動工作法制化，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我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經濟總量位居世界前列，人民的生活水平獲得了極大提高。不過，在發展上還存在不少亟需解決的問題，要解決發展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就必須轉變發展思路和發展觀念。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站在時代的高度，在充分肯定改革開放成就和深刻總結國內外現代化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科學分析了我國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豐富和完善了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

二、當前我國政府職能存在的問題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又最為關鍵，因為黨的方針政策需要政府去貫徹落實，而政府職能的狀況如何，直接關系到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關系到服務型政府的建立。不過，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還存在一些不盡人意的問題，主要有：一是政府職能界定不清，存在著政府管理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并存問題。目前，各級政府仍然管了許多不應該管又管不好的事，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的現象還廣泛存在，致使企業行為和市場運行扭曲;而不少應該由政府管理的事卻沒能管到或沒有管好。二是政府規模過度膨脹。由于政府過度干預市場和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熱衷于興辦各種事業，以及過多地依靠行政手段進行管理，其結果是造成政府規模過于龐大和人浮于事。由上可知，我國政府職能轉變嚴重滯后，其運作方式還具有較強的指令性計劃經濟特征，包括政府機構偏大，部門人員偏多，職能覆蓋偏寬，對微觀經濟干預偏深，行政審批色彩偏重等等。應當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五次大規模政府機構改革的主題，就是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通過改革，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得到了明顯改善，各級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質量有了顯著提高。例如，國務院就對原有的行政審批項目進行了清理，取消了1195個行政審批事項[1]。各級地方政府也取消了一批行政審批事項，截止2002年底，北京市的行政審批事項從1304項精簡為454項，河南省從2706項精減掉1764項。[2]但是，總體上看，由于各級政府單純追求GDP增長，將掌握的資源主要運用在經濟領域，長期充當了經濟建設主體和投融資主體的角色，這種政府行為在帶來了GDP快速增長的同時，并沒有帶來公共服務意識的增強和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其主要表現是：我國公共服務事業建設落后于經濟發展，造成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亦即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3]

加快以下兩個個方面的職能轉變：一是要對政府職能進行正確定位。政府要繼續減少微觀管理職能，盡量從過去具體干預和管理經濟與社會事務轉向引導、服務、規范和宏觀調控上來，行使職權應力求做到一不越位，二不缺位，三不錯位，四不擾民。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要求確立企業在市場中的主體地位。政府需集中精力全面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建立起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制度，亦即彌補市場不足。因此，要繼續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堅決把不該管的事交給企業、中介組織和市場，同時把該管的事切實管好。二是政府要堅持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推動工作法制化。政府要把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和行政監督機制作為一項基本目標長抓不懈，要建立和完善重大問題集體決策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社會公示和聽證制度、決策責任制度，以提高決策的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政府要加強法制建設，完善保護市場的法律體系，提高法制化程度，增強政策法規的透明度、可預見性和穩定性，以保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措施能促進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要減少經濟活動中的人為因素，更多地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加強管理，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由上可知，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目的是要構建一個體現責任、服務和法治理念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其根本宗旨就是以人為本，為全社會服務，其主要職能是集中精力提供私人或者社會不愿意提供，或者沒有能力提供的公共產品，而不再是通過直接投資來發展經濟。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只有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才能克服政府主導發展帶來的問題。而在我國這樣一個實行政府主導型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國家里，由于社會力量與私人經濟不發達，政府及國有部門在公共服務中處于優勢的地位。

注釋

[1]朱镕基：《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光明日報，2003-年3月5日第三版

[2]俞可平：《全球化與中國政府能力》論文公共管理學報，2005年第1期第9頁

淺談中國式現代化論文1500字總結（篇10）

一迷茫與沖動：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體生活與動物的群體生活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人在群體生活基礎上創造了政治共同體，即國家，并力圖通過政治共同體來創造優良的社會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國家是社會創造的，但同時又超越社會，并駕馭社會。所以，如何組織國家，并且使國家能夠最大限度地適應社會發展，滿足社會要求，就成為人在現實生活中必須時刻思考的問題。

政治學就是由此產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組織好國家，創造好的社會生活，一句話，就是如何創造有序的公共生活。這種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與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規范人，人運行制度，兩者協調，相互滿足，自然能夠產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學主要考慮兩大主體：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從人出發，探究人與政治生活的關系，政治學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智慧之學而存在的，關乎人的終極關懷或者從終極關懷來思考現實的人與政治生活。

這種政治學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與善的治理。如果從制度出發，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態及其存在與作用方式，政治學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經世致用之學而存在的，關乎給具體的社會和國家以什么樣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種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會扎根、成長并產生積極作用。這種政治學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構、保全與完善。政治學的這種分野，在古希臘就已經涇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后者的代表是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體》與《政治學》。當然，對于政治學來說，這種邏輯起點與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導致政治學分化為兩種學問，不論是作為價值取向，還是作為方法形態，它們都共存于政治學之中。這就使得人們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從不同的角度開發政治學，研究政治學。中國政治學的這30年發展，就經歷了從前一種形態向后一種形態轉變的發展過程。

應該說，中國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這種氛圍下，剛剛誕生的中國政治學，一開始就與政治體制改革緊緊地綁在一起，把政治體制改革視為自身存在與發展的核心舞臺。在這個過程中，政治學比較系統地研究了當代民主政治體系，并通過一系列的論文、論著和譯著，將現代政治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論，引入中國政治生活，描繪出一幅又一幅政治體制改革的圖景。這些努力為中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規劃做出了政治學的貢獻。

崇高的價值目標和緊迫的國家使命，“我們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現在還沒有完全理出頭緒。”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包括什么內容，應該議一下，理出個頭緒。”學科上的稚嫩，必然帶來戰略和行動的茫然;而緊迫的行動要求，必然給稚嫩的學科帶來異樣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沖動。政治學因此而全面活躍、穿梭于國家戰略問題和學科前沿理論之間，暢抒心懷，出謀劃策，描繪理想，并走上“學以致用”的學科發展道路。但是，由于現實把政治學與民主建設、政治體制改革緊緊綁在一起，所以，政治學幾乎變成了“政治體制改革學”，對學科基礎的投入相對有限，拿來主義比較盛行，理論的積累和創造形不成氛圍。結果，建構起了學科的形，但沒有形成學科的魂。

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沒有自我，就無法在發展中真正自立自強。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學，但同時政治學也被政治體制改革所“綁架”，命懸于政治體制改革。1989年之后，雖然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字都不能動”，但十三大前后所激發出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逐漸從改革的排頭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這個變化的實質，并不是要放棄政治體制改革，而是要調整政治體制改革方略：即從社會動員型的改革轉化為制度建設型的改革，把政治體制改革置于國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過立法、制度開發、機制創新等手段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然而，在社會看來，這種變化卻是巨大的轉折，因為，在社會動員型的政治體制改革中，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民主發展的核心路徑：民主化引領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化。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人們對中國民主化有著異乎尋常的、超越中國實際的期待，所以，當政治體制改革轉化為制度建設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來政治體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體無意識”中形成了這樣的觀念：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被擱置了，被中止了。這種意識和觀念直接沖擊著中國政治學，使其一下子從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這個時候，質疑政治學存在必要性的聲音也悄然出現，使其在茫然的同時，又多了一份緊張和危機感。

正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改革形態轉型之后堅持了下來一樣，中國政治學也在茫然、緊張和危機中，堅持了下來。雖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頑強地成長。90年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發展道路，與此同時，中國政治學也在沉寂之中開始反思和轉型，其最大變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國。

二理性與現實：反思中發展

亞里士多德說過：“我們對于任何一門學術論題進行學術研究時，不能僅僅以現實概況為滿足，應當闡明每一個別事例真相而無所遺漏。”這個道理也適用于一個學科的發展。要探明現實背后的真相，學科就必須有基礎、有理論，有自己的研究體系。

80年代的中國政治學，多少滿足于“現實概況”的分析、解構和拼裝，所以，當轟轟烈烈的政治體制改革突然隱沒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國政治學猶如失去風力的風箏，飄然落地，好在這根線依然在政治學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風箏收拾起來，以待風再起。應該看到，中國政治學界還是有理想、有韌勁的，在經歷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們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學科建設和基本理論建設上來。他們深知雖然時代躍進激活了中國政治學，但是中國政治學要獲得真正的確立和成長還需要自身扎實的根底。為此，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政治學主要在三個方面加強自身的建設：一是基礎理論;二是比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礎理論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實學科的理論體系、概念體系和邏輯體系，逐漸使政治學與其他的學科，尤其是與科學社會主義區分開來;同時也在這個過程中，將公共行政學從政治學中逐漸剝離出去，從而形成更加純粹的政治學學科。

(二)比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較研究的視野。對于后發國家來說，比較研究的現實使命就是從他國的經驗中，尋找本國建設和發展的路徑，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直接關系到對本國問題的分析和把握。應該說，在80年代，政治學科和其他一些學科一樣，多少都是現炒現賣的。實踐證明，對他國認識的膚淺，必然帶來對本國把握的簡單。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為政治學建設和發展的必然，這種研究所形成的學術儲備，也是根本性的，決定著學科的視野、能力和拓展空間。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指導下，逐步超越傳統的研究程式，開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學、也更加生動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從而在中國政治學中啟動現代“政治科學”的成長。為此，政治學自覺地從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等相關學科引入新的方法論，同時，還努力將現代政治科學研究方法引進來。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國政治學的經驗研究，從而打破了傳統的規范研究獨霸天下的局面。

這三方面的發展使政治學發展積蓄了必要的基礎和力量。中國政治學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躍，就得益于這些積累。

這個時期的政治學發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學術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現實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因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躍的政治學少了一份躁動，多了一份冷靜，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對學科，也對現實。對學科的反思，感到學科的發展必須根植于自身的理論與體系，必須有自主的學術體系和學術力量。對現實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認識民主，從抽象回到具體，從一般回到個別，從寬泛回到細節。東亞的經驗、中國的實踐和蘇東的教訓，都為這種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從中逐漸認識到：民主建設不是一個制度模式對另一個制度模式的簡單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間的一場革命所能完成的，對后發現代化國家來說，民主是外來的，但其建設是自己的，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須有自己的方向、過程、步驟和節奏。這種反思是比較深刻的，其動力不僅來自歷史的變幻，而且也來自現實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現實的發展。

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給中國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變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過了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變化和發展。這種革命性的變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國政治的建設和發展，并逐步改變其內在的邏輯：即將政治的邏輯起點從國家逐步地移向社會，從而使政治運行和發展的形態從革命形態轉向建設形態。這個變化在使政治學回到學科本身的同時，也回到中國社會本身，開始從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邏輯，來思考中國的民主道路和政治發展路徑。于是，宏大敘事逐漸讓位于實證研究;未來取向的空泛設計逐漸讓位于歷史與現實的把握;粗糙的他國研究逐漸讓位于深入的本國研究;制度替代的沖動逐漸讓位于制度開發的探索;盲目的悲觀和無奈逐漸讓位于負責任的自信和憂慮;線形的政治思考逐漸讓位于立體化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綜合思考。正是在這樣的變換和發展中，中國政治學開始回到中國的邏輯，研究中國真實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國政治的實際發展和邏輯必然，逐漸擺脫傳統的先驗性思考和研究，開始更多地從中國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般的普世價值出發，來演繹中國政治發展之道。

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國政治學發展，明顯要扎實許多，而且日益走上學術化、科學化和本土化的軌道。但是，與其他學科相比，政治學在中國的發展相對還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政治學尚不明確其在中國現代化發展中承擔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學者至今依然期待著新一輪轟轟烈烈的政治體制改革，認為只要政治體制改革全面興起，中國政治學的春天就來了。使命不明確，自然也就難以產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強，學術與理論創造的激情也就必然減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國政治現實，而在于政治學對中國政治的認識、把握和理解還沒有形成比較明確的定見。把握不了中國政治建設和發展的方向，也就無法把握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動力。因此，未來有效推進政治學發展的關鍵，就是政治學界必須對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主題有比較切合中國實際、同時也比較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定見。但是，還是應該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長起來的年輕政治學工作者，還是有闖勁的，他們在比較規范的學科體制中把握政治學，思考和研究中國政治。他們的視野比較多地集中在兩大領域：政治哲學和中國政治實踐，而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與互動，都將積極推動未來中國政治學的發展。

三理論與實踐：挑戰中騰飛

政治是人類創造的。人類之所以創造政治，就是為了創造有序的公共生活，從而滿足人們對秩序、安全和自給自足的內在需求。政治學的使命，就是為創造這種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務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圍繞著人與制度的有機統一而展開：為特定社會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為特定的制度配備合適的人。人是主體，在人及其所組成的社會確定的條件下，制度問題自然也就成為政治學的核心問題。在政治學中，制度問題就是政體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民主與________、人治與法制的選擇問題。那么政治學者應該如何思考這個問題呢?2000多年前，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政治(政體)研究[既為各種實用學術的一門]，這一門顯然也該力求完備：第一應該考慮，何者為最優良的政體，如果沒有外因的妨礙，則最切合于理想的政體要具備并發展哪些素質。第二，政治學術應該考慮適合于不同公民團體的各種不同政體。最良好的政體不是一般現存城邦可實現的，優良的立法家和真實的政治家不應一心想望絕對至善的政體，他還須注意到本邦現實條件而尋求同它相適應的最良好政體。第三，政治學術還該考慮，在某些假設的情況中，應以哪種政體為相宜;并研究這種政體怎樣才能創制，在構成以后又怎樣可使它垂于久遠。??第四，政治學術還應該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體的通用形式。政治學方面大多數的作家雖然在理論上各具某些卓見，但等到涉及有關應用(實踐)的事項，卻往往錯誤很多。我們不僅應該研究理想的最優良(模范)政體，也須研究可能實現的政體，而且由此更設想到最適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實行的政體。

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學應該研究什么的同時，也指出政治學要得以有用的關鍵點，不在于告訴人們最優良的政體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實際、最可能實現、最易于實行的政體是什么，及其與最優良政體之間的關系。所以，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對于一個國家的政治建設和發展來說，政治學研究必須回答三個重大問題：其一，現時代最優良的政體是什么政體;其二，最符合實際、最可能實現、最易于實行的政體是什么政體;其三，這個政體如何創制以及如何鞏固。如果用這樣的政治學學術議程來指導中國的政治學建設和發展，那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政治學的核心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問題，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問題，具體來說，就是回答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國社會得以全面創制，并獲得長久的鞏固。因而，中國政治學對第一、二問題的回答，也必須集中于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上。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首先，對于第一個問題，中國的歷史與現實都有明確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劉少奇在關于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說明中，就明確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這個觀念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非法的。”中國____________在社會主義原則下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開創的民主共和。其次，對于第二個問題，新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的經歷都證明，現有的政治制度體系對中國的發展在整體上是有效的，尤其是這30年的發展，其中不少創造性的制度體系已經深深地嵌入中國國家與社會結構之中，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客觀地說，中國的現實發展對于第一、二問題所做出的回答，只會更加堅定、更加明確，因為，這個堅定而明確的答案，保障了中國發展;而中國的發展所創造的國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應，必然更加堅定現有的政治選擇與制度選擇。

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發展使得前面這兩個問題有了相當明確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國政治學的核心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個問題。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這個問題，而應該與中國現代化發展所面臨的基本使命有機結合起來，就是應該與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回答第三個問題，來探究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之路;反過來，通過探索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來研究第三個問題的解決。所以，在現代國家建設的取向下研究第三個問題，就不能為制度創制而研究創制，為制度鞏固而研究鞏固，必須在理論上說清、說透中國現有政治制度的內在機理、基本原則和合法性來源;就必須在制度建設上研究需要什么樣的機制和手段能夠充分地開發現有的制度資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須在國家建設的框架中，研究使這個制度得以鞏固的現實社會基礎、公民基礎和文化基礎;就必須在大國治理與大國崛起的歷史過程中，研究這個制度的可能演進形態及其合理性依據;就必須在比較與發展的研究中，研究這個制度在當代政治文明的地位、發展路徑以及可能的制度貢獻，使其隨著國家的崛起而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一種有效制度模式。

顯然，面對這些問題，任何一個中國政治學者都會感到任重道遠。事實上，中國政治建設中的許多重大問題，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還沒有獲得很好解決。并不是解決這些問題有政治禁區，而是我們沒有正視這些問題，也尚未形成足夠的理論儲備和現實觀察。過去30年沒有解決這些問題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們依然對這些問題沒有做出實質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國政治學對中國政治就很難有發言權了。中國政治學在未來的發展中，要研究和回答這些問題，必須注意以下四點：

第一，必須在現代政治文明，即現代政治的邏輯中，把握中國的政治與政治制度建設。應該承認，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是現代的政治制度，屬于民主制度范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其獲得充分展開的基礎與空間。關鍵是我們要研究現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開的內在機理和行動議程。

第二，必須在中國國家建設的邏輯中，把握中國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設。中國的國家建設，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創造成熟的現代國家體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從而真正給中國一個持久穩定、民主法治的現代化國家;二是以積極有效的國家建設，全面推動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實現民族的復興與國家的崛起。所以，中國的國家建設不僅賦予中國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設明確的發展取向，而且也賦予其艱巨的現實使命。這就要求中國的政治與政治制度建設不能超越中國的現實與發展進程，時刻保持與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的良性互動。為此，中國的政治與政治制度建設必須形成合理的戰略規劃和策略步驟。

第三，必須在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中，把握中國政治與政治制度建設。在市場經濟深刻改變中國政治邏輯的大趨勢下，政治建設直接受制于現實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及其共同決定的政治結構。這就意味著，我們對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設的把握要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整體關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現象研究政治現象。

第四，必須在規范研究與經驗研究的有機結合中，以及對其他學科資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國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設。亞里士多德把政治學定位為“實用學術”，這種“實用學術”的“實用”主要強調了政治學研究對現實要有用。所以，政治學研究要立足現實、關注現實、研究現實。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規范的，也可以是經驗的，也可以兩者有機統一。當然，從中國政治學要承擔的研究任務來看，規范研究和經驗研究的有機統一更為可取：規范的研究，必須有充分的經驗體驗和經驗材料;同樣，經驗的研究必須有很好的規范把握和理論追求。為此，政治學者在未來的研究中，必須有更廣的知識面，從而能夠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來把握復雜而特殊的中國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設。

四結論

中國政治學30年的發展歷程，說明了這樣的道理：中國需要政治學，政治學需要研究中國。這種相互需要隨著中國的進步和發展是與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強，也就同時意味著雙方相互給予的能力要加強。在30年的中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展中，中國政治學在其中的貢獻是積極的，也產生了實際效用。但是，面對中國社會深刻變化所創造出來的新的政治邏輯和巨大的政治發展空間，中國政治學要能夠把握這種變化，引領未來中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展，還需要有更大的進步與發展。換句話說，面對國家進步與發展所給予的豐富政治研究資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間，中國政治學必須有積極的響應，并給予社會和國家以積極的學術和理論回報。為此，中國的政治學要全面加強和深化對中國政治的研究：關注國家建設和制度開發;關注大眾民主實踐與民主成長;關注中國各種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全新政治景象;關注大國治理中的政治難題與制度應對;關注中國政治形態的演進與創新。